茶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古时四大茶道流派。贵族茶道生发于"茶之品"，旨在夸示富贵;雅士茶道生发于"茶之韵"，旨在艺术欣赏;禅宗茶道生发于"茶之德"，旨在参禅悟道;世俗茶道生发于"茶之味"，旨在享乐人生。

　　进入80年代，生活节奏加快，市面出现了速溶茶、袋泡茶。城市里最便民的还是小茶馆，饮大碗茶，花钱少，省事，是最经济实惠的饮料。小茶馆和卖大碗茶的增多使饮茶的富贵风雅黯然失色。中国老百姓最欢迎的还是世俗茶道(主要指大众化茶道)。中国人在，茶道在，但茶道不会再是明清时代的格局了。

　　古代的“士”有机会得到名茶，有条件品茗，是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;茶助文思，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。是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。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。中国古代的“士”和茶有不解之缘，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。

　　此处所说的“士”是已久仕的士，即已谋取功名捞得一官半职者，或官或吏。最低也是个拿一份工资的学差，而不是指范进一类中举就患病的腐儒，严监生一类为多了一根灯草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庸儒。那些笃实好学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。

　　中国的“士”就是知识分子，士在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得“入仕”。荣登金榜则成龙成风，名落孙山则如同草芥。当然不一定个个当进士举人，给个“地师级”、“县团级”官儿做做，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温饱，方能吟诗作赋并参悟茶道。这便是中国封建时期的特点。

　　中国文人嗜茶沓在魏晋之前不多，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;晋有张载、左思、郭噗、张华、杜育;南北朝有鲍令晖、刘孝绰、陶弘景等。人数寥寥，且懂品饮者只三、五人而已。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，不仅品饮，还咏之以诗。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、皮日休、杜牧，还有李白、杜甫，陆羽、卢金、孟浩然：刘禹锡、陆龟蒙等;宋代写条诗最多的是梅尧臣、苏城、陆游，还有欧阳修、蔡襄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秦观、杨万里、范成大等。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，如魏晋名士“竹林七贤”，一个中山涛有八斗之量，刘伶更是拼命喝酒，“常乘一鹿车，携酒一壶，使人荷铺随之，云：死便掘地以理”。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土风度，一改“狂放啸傲、栖隐山林、向道慕仙”的文人作风，人人有“入世”之想，希望一展所学、留名干秋。文人作风变得冷静、务实，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。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，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，担任茶道的主角。

　　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：

　　一则，他们多有一官半职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。贡茶以皇帝为先，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“先尝为快”;

　　二则，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，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，既然“穷春秋，演河图，不如载茗一车”，茶中自有“黄金屋”，茶中自有“颜如玉”，当年为功名头悬梁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，所以，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，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，著之以文传播茶艺;

　　三则，茶助文思，有益于吟诗作赋。李白可以“斗酒诗百篇”，一般人做不到，喝的酷叮大醉，头脑发胀，手难握笔何以能诗?但茶却令人思勇神爽，笔下生花。

　　正如元代贤相、诗人耶律楚材在《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》中所言：

　　啜罢江南一碗茶.枯肠历历走雷车。

　　黄金小碾飞琼雪，碧玉深瓯点雪芹。

　　笔阵兵陈诗思奔，睡魔卷甲梦魂赊。

　　精神爽逸无余事，卧看残阳补断霞。

　　茶助文思，兴起了品茶文学，品水文学，还有茶文、茶学、茶画、茶歌、茶戏等;又相辅相陈，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，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。

　　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。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，“入仕”的士为主体，还包括未曾发迹的士，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闺秀，青楼歌妓、艺坛伶人等。对于饮茶，主要不图止渴、消食、提神，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，于闲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点什么。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，在乎风月之间，在乎诗文之间，在乎名利之间，希望有所发现，有所寄托、有所忘怀。“雅”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：

　　一是品茗之趣

　　二是茶助诗兴

　　三是以茶会友

　　四是雅化茶事

　　正因为文人的参与才使茶艺成为一门艺术，成为文化。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能与文化、与修养、与教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雅士茶道。受其影响，又形成其它几个流派。所以说是中国“士”创造了中国茶道，原因就在此